坐在我们面前的兰斯多尔夫先生，显得特别年轻、自信。他对问题的解答，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便脱口成章。他现年只有54岁，却已经是捷摩共的名誉副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他现在的身份是大学教授，同时是著名的捷摩共理论家和活动家。访谈是在捷摩共的办公楼里进行。这座办公楼相当老旧，随便地耸立在大街上，里面还杂有大量的其他机构和公司。电梯是那种非常古老的、需要拉上铁栅栏门才能上下的“古董”。我们一行人分为三次，才来到了捷摩共的办公室。兰斯多尔夫早已迎候在电梯旁。随同他来的，还有捷摩共党员、原捷克政府财政部部长以及捷摩共负责工会和档案的两位负责人。
谈话是从捷克共产党的历史回顾开始的。兰斯多尔夫先生几乎不停顿地做了一篇演讲：
捷克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党成立时吸收了许多不同观点的派别和组织，目的是建立一个可以代表群众的党派。当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着民众利益，但共产党不能完全接受他们。在纲领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没有差别，分歧只在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不同。另外，在对文化的认识上也有差别。作为共产党，应该在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进行工作。
在国际共运中，捷共曾受到很大压力。捷共刚成立一周年，书记即被共产国际撤换掉。当时捷共党内对共产国际的作法很不满。被扶上台的左派，只会喊一些空洞口号。1928年时，许多党员离开党。捷共从40万人减到7万人。捷党的五大表示了对莫斯科的不满，哥特瓦尔德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经济衰退，发生了社会危机。捷共的威信这时也下降了。1931年召开的捷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以阶级反对阶级的路线，主张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当年举行的矿工大罢工，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哥特瓦尔德时期的中央领导层，如同乐队那样，配合默契。当时影响捷共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斗争形势；二是共产国际的指挥。
上世纪三十年代，捷共的宗旨更靠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员人数也渐渐恢复到七万五千人。后来，在二次大战中，捷克共产党员牺牲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苏联的大审判和苏德条约也对捷共产生了严重损害。这两件事情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打击非常大。当时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共产党人实际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流派。莫斯科的一派主张民族民主革命。
革命性的变革发生在1944年。民族民主革命的起义一直持续到1948年。捷共的哥特瓦尔德等人，坚决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那时，捷克国内共有四个党派。当时，捷克共产党的影响甚至比苏共还大。从1945年到1946年，捷克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上升到100万。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广泛的群众组织。
1949年捷共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党员数量已超过200万人。当时捷克的总人口才1200万。从比例讲，捷共党员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捷共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对苏联具有战略意义。不幸的是，捷克是铀的生产国，又与德国是近邻。当时苏联主张德国统一，使德国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带。但东德人坚持了自己的民族立场。
在今天看来，特别是从小国的历史看，听从苏联的指挥不行。各国的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说起捷克共产党实行改革的原因，兰斯多尔夫先生更是滔滔不绝。他说：捷克是苏联东欧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但一个错误是，国家却把钱投向了农业。实际上，捷克的市场化已经很发达。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分工中，捷克负责重工业。其实，只是斯洛伐克地区具有农业传统。但事实上，捷克成了中东欧的机械加工厂。
195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讲，要准备发生战争。于是，捷克增加了军用飞机的生产，定额是一年一千架。这个事实说明，捷克共产党不能不听命于别人，难以按经济规律来主导自己的经济发展。从1948年到1958年，捷克工业产值增长300%。但进出口却要服从苏联。结果预算失衡，克朗贬值，造成社会不满。当时苏联要求捷克每年生产3000万吨钢。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捷领导人就产生了改革思想，希望按照德国和法国的模式进行改革。但这个思想没能在领导层中实现统一，因而搁浅了。1960年，诺沃提尼宣布了社会主义宪法，开始实行五年计划。结果1963年捷克发生经济危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结果又实行了所谓“一年计划”，被迫开始改革。
诺沃提尼这个人比较简单。他仅成立了设计改革的“四人团队”。但改革的设计，使大量赞成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人士得以走上舞台。人们当时提出，要进行一次科技革命。应当说，当时捷克改革的思想水准，远远超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改革思想的水平很低，但却大行其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首先是解放社会，然后产生民主。这是不可能的。民主是经济市场化和法制长期实行的产物。在法制国家，民主和经济是两个概念。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他的概念是，社会主义仅仅是对价值观的一种看法。他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共性。总的讲，苏联的改革思想不成熟。而捷克人的改革思想，在深度上远远超过苏联。
捷克人酝酿改革时，环境很好。一是越南战争扩大后美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一是柯西金当时在苏联也提出改革，尽管改革思想很浅显，不深刻。当时，捷克主张实行较为彻底的大规模改革，但斯洛伐克地区有不同意见，认为首先应发展自己。到了1968年，胡萨克实际成为苏联的傀儡。
接着，兰斯多尔夫先生详细地解释了捷克改革的目标模式。他说，捷克改革的主要目标，一是不要计划经济而要经济的多元化；二是要加强同国外的合作。这是小国的基本想法。要发展，就必须与外部发生联系。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出现了财政失衡的问题。
但最根本的，改革的基础，来源于捷克工业的发达。我们不想再听命于苏联的指挥。苏联的五年计划包罗万象，极为详尽。像运送骆驼、打捞沉船这些事都写入了计划。捷克与苏联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苏联人根本不能理解捷克的情况。苏联一位领导人来捷克的农村参观。起初还发号施令，指指点点。后来才不得不承认，捷克经济的发展是如此进步。当时苏联同美国搞军备竞赛，要捷克每年生产几千架战斗机。捷克工业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七十年代，由于“布拉格之春”的失败，捷克党内曾进行了严厉的整肃，开除了47万名党员。其中约40万在捷克，8万在斯洛伐克。这使党的信任度受到非常大的损害。杜布切克虽是好人，但他对改革没有成熟想法。同时，苏联那时的影响，我们也抵制不了。
接下来，兰斯多尔夫先生阐述了他关于1989年剧变的看法。他讲到：美国人当时看到苏联经济下滑，便有意挑动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一着，拖垮了苏联。苏联军费开支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美国只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9％。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公布了苏联的GDP，其实只有美国的60％。
1989年剧变，对捷克共产党的冲击是巨大的。人们感到震惊。大家失望的是，当捷共最高领导层在改革条件已经具备时，却丧失改革的意愿。苏联人1986年开始从东欧撤军，谋划两德统一。苏联人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卫星国了。苏联驻捷克使馆向中央的报告经常胡说。他们竟然说，哈维尔是社会主义者。在1989年，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党的会议，但戈拒绝了。他说，我们不是宗派组织，不能开这样的会。戈尔巴乔夫还建议，各国共产党应更名为社会民主党。
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剧变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却使我们团结了起来。在西欧，许多大党比如意共，曾经得到30％的选票。但在改名后力量分散了，不行了，选举中只得到6％的席位。而我们捷共拒绝改名。1993年时，有73％的人认为共产党的名称还要坚持。
在访谈的最后，兰斯多尔夫讲到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想改革，但他能力不够，选择也不对。在中国，邓小平主持的改革是渐进的，实行法制，稳定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兰斯多尔夫颇为不屑地告诉我们：他见过戈尔巴乔夫多次，同他谈过话。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非常幼稚，自相矛盾，根本实现不了。戈没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能力。而捷克的经济，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这是苏联人所不理解的。在一系列错误的主导下，捷克的改革失败了。
到这里，健谈的兰斯多尔夫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讲演”。我们也得以放下记录笔，舒展一下手臂，呷一口清香的咖啡。小小的会议室里气氛很是融洽。捷摩共的几位老同志，看来很满意兰斯多尔夫的演讲。这个演讲表示了他们对苏联、对剧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捷摩共坚持称自己是共产党的立场，做了很好的阐述。以我过去粗浅的认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作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除去与苏联保持紧密的政治关系外，就是经济较为发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几条主要公交线路上，都曾使用过一种斯柯达大轿车。这种车力量大，造型也颇为伟岸，深受乘客喜爱。它就是由捷克生产进口的。有人说，在捷克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天生的本性，就是在面对巨大压力时，总是选择妥协和退让。例如，1939年当德国纳粹入侵捷克时，贝奈斯政府就选择了妥协，说是“是接受条件，拯救民族呢，还是进行战斗，而遭受屠杀呢”？“那是很难决定的”。
但是，捷克人民真的那样懦弱吗？历史也作出了回答。虽然1938年、1939年捷克面临纳粹侵占而没有反抗，但在1944年，斯洛伐克人民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1945年5月，布拉格人民也同样发动起义，迫使德国党卫军投入一个师的兵力去加以镇压，从而加速了德国法西斯在捷克占领的崩溃。由此可见，捷克人民并非如传言所说，是个更喜欢妥协的民族。特别是，早在1945年4月，当贝奈斯到莫斯科谈判成立战后捷克政治安排时，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后来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已经明确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特殊道路。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异端的第一颗智慧种子。可能在布拉格之春之前的二十三年就已经种下去了”。
1968年出现的“布拉格之春”，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在苏联的镇压下，它流产了，而且其后的捷克，不得不牢牢遵从苏联的政治经济指令，成为“老实”的政治伙伴。但“布拉格之春”的“种子”显然并没有枯死，它是被种在群众心里的。当国家利益、思想意识形态分歧和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群众越加不满于苏联所强加的东西时，反抗总是会发生的。只不过，年轻的政治家兰斯多尔夫，以一种更鄙视和更淋漓的态度表达了它而已。
在布拉格，我们参观了著名的瓦茨拉夫广场。当年，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苏联坦克，就停在瓦茨拉夫雕像旁边。而瓦茨拉夫，正是十世纪波希米亚试图实行改革而被哈布斯堡王朝杀害的一位民族英雄。雕像下，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花。白色的马蹄莲和黄色的秋菊，把英雄映衬得更高大了。